(本报驻上海记者 汝乃尔)今年6月,中国的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哈尼梯田成为中国第31项世界文化遗产,引发了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的更大关注。 “保护文化遗产其实就是在保持一个地域和民族由来已久的、独特的生活氛围、人文环境和文化历程,是在保护当地的成长基因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文化遗产保护专员杜晓帆博士近日做客上海旅游讲坛,他的演讲引发文化学者与旅游专家的思考。 谈到红河哈尼梯田申遗成功,杜晓帆在欣喜之余,也有着冷静的分析。他指出,上世纪末,菲律宾伊富高梯田申遗成功,涌来大量游客,当地民众被商业驱动,不再种地,甚至将梯田加以改造来满足旅游者的需要,结果没几年就被列入濒危名录。“红河哈尼梯田也定会引来大批旅游者。当民众感到在梯田里劳作,回报远不如搞旅游时,还愿意辛苦耕作吗?假如这些梯田被政府买下来,雇老百姓种,耕种沦为了表演,延续千百年的社会关系、组织也改变了,这与文化保护是背道而驰的。” “如今走进中国西南的任何一个民族景点,迎接我们的都是长桌饭和歌舞演出。”杜晓帆说,“当前,雷同的‘表演文化’污染着国内的不少文化遗产地和景区,同样令人担忧。” 华东师大旅游系教授楼嘉军对此大表赞同。他认为,“过度商业化”开发,如同一剂“毒药”,侵蚀着文化的肌体:“旅游和商业如果过于粗暴地入侵,会对当地的文化产生负面影响。这一点需要警惕。” 杜晓帆认为,“长久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在强调‘不改变文物原状’与‘最小干预’的原则,来保护文物及其历史环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一切都应以‘保护’为出发点。真正的修缮,讲求尽量使用当时的材料、技术和工艺进行。最好的修缮,其实是看不见修缮的痕迹。” 针对近几年,国内一些文化遗产遗迹修缮比拼“大手笔”现象,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旅游学院姚昆遗教授认为此举要不得,不少投入巨资大拆大建、异地重修、所谓修旧如旧的项目都很要命。在此思路下,好端端的历史文化街区,全都挡不住地产项目隆隆的推土机,风格浓郁的历史古迹逐渐消失,仿古宅院连片崛起,大片历史街区成了“推倒重来”、“拆真造假”的典型,打着保护的旗号、变相破坏文化遗产的现象绝非偶然。 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推进文化遗产和旅游的良性互动发展,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 “旅游业是以旅游资源为凭借、以旅游设施为条件,向游客提供旅游服务的行业,其中旅游资源是吸引游客的最主要因素。”姚昆遗指出,文化遗产是一种不可复制的旅游资源,而旅游为人们认识文化遗产价值提供了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开发与保护,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要在两者间寻求平衡,关键在于掌握好‘度’。” “保护为主,合理利用,是我们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方针和要求。旅游使大量的文化遗产直接面对民众,也有利于普及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杜晓帆从专业角度点评道:“除了意识层面,有利于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业良性发展的措施,还包括定期对各类遗产景点进行评估、核定该景点的客流承载量,建立文化与旅游景区的联动,这样一来可以提升游客的体验感,二来也能促进对文化遗产的科学研究,莫高窟和敦煌研究院就是很好地处理保护与开发关系的例子。” 对于一些文化遗产地在保护和开发利用中的过度市场化、商业化问题,楼嘉军指出这是一种短视行为:“依托文化遗产资源优势,实现与旅游的对接,一定要‘有序有度’,这需要旅游管理部门和文化遗产研究部门的协同合作研究,挖掘出更合理的旅游产品和线路。”楼嘉军介绍,吴哥窟的很多景点都是在适度开放旅游的同时,投入大量精力维修保护,并请来世界顶尖的文保专家,光是中国派出的专家就修了整整7年。“不少日本、欧洲的文化遗产都有充足的财政拨款,根据专家意见确定旅游观光的开放时间和路线,需要提前预约,严格控制游客人数。” 拥有最多世界文化遗产国家之一的意大利早已成立“文化遗产价值开发”专门机构,专事协调全国成千上万的“艺术市镇”和文物古迹所在地的环境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以文化遗产为重点的旅游文化产业。 “旅游开发,可持续发展才是王道。”姚昆遗补充道,“有了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做借鉴,我们应该少走弯路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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