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圣才（1903年4月7日－2002年5月26日）

思明

张圣才（1903年4月7日－2002年5月26日），福建同安板桥乡后安村人，福州协和大学历史、哲学系毕业，民国时期情报人员。早年参与五四运动组织抵制日货被捕，后任集美幼师教务员。1931年起投身厦门抗日救国会等反日团体，期间七次被捕入狱又七次获释，曾被押解南京陆军监狱候斩。
西安事变后加入军统从事秘密情报工作，1941年受派菲律宾任潜伏组长，在日占期间组建情报网络，通过华侨群体掩护身份获取日军活动情报 。解放战争期间参与策反国民党军队起义，掩护地下党人员转移 。抗战胜利后组建"裕康船务行"恢复厦门与香港航线。1953年任福建省博物馆副主任及省政协委员，晚年致力于促进华侨投资及祖国统一事业。2002年在厦门逝世，享年100岁。

张圣才，福建同安板桥乡后安村人，1903年4月7日生（一说1900年 ）。祖父是落第秀才，一生做私塾先生。父亲33岁才结婚，母亲比父亲小10岁，他俩生了6个孩子，张圣才是父亲55岁时得的“老来子”。家庭破产后，靠借钱供他读鼓浪屿养元小学，浔源中学毕业后，他16岁就考入福州协和大学。五四运动中，张积极抵制日货，组织暗杀队，而且当上了领袖，结果被督军李厚基抓去，后来美国国务卿杜威出面，张才获释。出狱后，张当上了协和大学学生会会长。1925年从历史、哲学系毕业。
1929年曾任集美幼雅师范教务页兼国文教员，1931年10月参加厦门抗日救国会，继又参加闽南廿二县反日团体联合会、闵南基督教救国会、十九路军发动的反日反蒋“闵变”、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中华反帝民族解放大同盟、福建救亡同志会。
为了促进抗战，张圣才三次被“军统”特务途辅。第三次被捕的原因是受中华反帝民族解放大月盟派任福建省委。被捕后押解南京陆军监狱，等候处决。
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张圣才与戴笠约定不干预国内政治摩擦等三个条件后，加入军统，负责秘密情报活动，当年11月，他在香港又与中共驻香港的同志秘密接触。
1941年3月，张圣才同志被派往菲律宾任潜伏组长。日寇占领菲律宾期间，他秘密进行情报活动，为抗日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
1987年离休。晚年仍热心公益事业，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关心祖国统一， 为统一而呼呼，为国为民作了许多新贡献。2002年5月26日， 张圣才先生在厦门逝世，享年100岁。

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政府按协定须释放政治犯。1937年8月8日、张圣才同志从南京陆军监狱被提出来，戴笠要他参加“军统”。他因在监狱里看不到报纸，不知道有七七事变和国共合作抗日的协定，婉言拒绝参加。戴笠说：“你不是要抗日吗，现在大家要抗日了，为什么你却这样消极？！”张圣才无言以对，遂提出不干预国内政治摩擦等三个条件，获准后参加“军统”。

张圣才在《胜利属于坚持抵抗的人民》演讲中动情追忆往昔，认为他的经历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生动写照：
“1937年11月，我去菲律宾宣传抗战，路过香港由庄希泉介绍认识中共香港负责同志连贯参加了他们所发起的《福建救亡同志会》，该会宗旨是：联络福建各党各派在港同志、结成统一战线，以华侨为后盾，派遣工作队回福建发动群众。接着，我同前驱日报社长王两等去菲律宾，协助他恢复前驱日报的工作。1938年4月由菲律宾回福州，5月10日厦门沦陷，军统闽南站仓惶失散，我接任闽南站长，从事恢复活动。不上一个月，因与陈仪矛盾激化，调上海，任军统一个组长。1939年8月在上海被法捕房逮捕，脱险后调香港，到1941年3月派出菲律宾任潜伏组长，不数月，日本占领菲律宾，我便潜伏下来进行情报活动，到1945年菲律宾光复，我才返回重庆。
“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吕宋岛，当时就炸毁了美国在克拉克营地几百架的飞机，接着以非常强大的兵力，由马尼拉外围登陆，马尼拉一片纷乱。当时军统局发来电报，问我要否暂停活动。我说：太平洋事变是日本必败的前奏，正是我们加紧工作的时候，工作将继续下去。
“在绝对劣势之下，美菲军奋起抵抗。麦克亚瑟总司令部，每日两次招待记者，发布战讯。我以香港大公报特派员名义参加新闻发布会。每日得在敌机频繁轰炸下，两次驱车到总司令部，有时还得到前线了解情况。我的汽车驾驶员是菲律宾人，碰到飞机来炸，立即把车煞住，自己逃往隐蔽地方，把我暴露在公路，换了几个驾驶员都不见好些。华侨林珠光看见我这样不妙的情况，自告奋勇为我开车。在那最紧张的一个多月中，我需要到那里，他为我开到那里。好几次碰到惊险的轰炸，他总是不慌不忙把我送到掩蔽的地方，才停下来，这位华侨就是厦门双十中学的校长。
“太平洋事变来得突然。潜伏组事前没有经济准备。当敌机开始轰炸时，我手中财产全部只有现金千余元。为了保证电台的安全，我在马尼拉近郊分别租了七八所房子作为预备台址，准备紧急时刻，可以转移。一下子把钱支付完了。没有钱是个致命的问题。有位华侨黄文开是个木拖店的老板，平日有些积蓄。出于爱国热情，通过他的叔叔黄本源告诉我，愿意全力维持我的经费。军统局决定以借贷形式借用黄文开的钱，规定办法：每借款一千元，战后偿还本息二千元；借美金还美金，借法币还法币。黄文开说，抗战胜利，我们不在乎这些钱，抗战失败，国且亡国，还向谁要还本息？他决不谈这个问题。沦陷四五年中，潜伏组得到他的支援，多达五万余美元，我需要多少，他就给多少，毫无吝色。
“1944年10月间，日本攻下衡阳，发现我还在马尼拉。敌派遣军司令炯俊六，派人到马尼拉会同占领军司令和知鹰动员宪兵特务数百名，挨户查寻我的下落，一时闹得满城风雨。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凡认识我的华侨都为我耽心。大家相戒不得泄漏我的踪迹。华侨旅会还故意为我散布烟幕，说我早于1942年撤退澳洲。日方无隙可寻，空忙十数日，事实上知我的下落的华侨数以百计，却无一人泄漏我的秘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