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浪屿的美丽与哀愁

思明

鼓浪屿，是一座美丽而又让人神往的小岛。她的迷人风韵，如同陈年的美酒般令人陶醉。阳光在古老的榕树藤上跳跃和流淌，波涛拍打着巨大的礁石，不断把海上的清风护送给南国芳草。从自然中撷取石料的别墅，像一座座仙境中的迷宫，若隐若现……俨然一座巧夺天工的“海上花园”。

“花园”之美，更在人文。近现代以来，先后有18个国家在此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建立领事馆，欧陆风情、南洋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建筑风格迥异，却又和谐共存。林语堂、林巧稚、马约翰、殷承宗等文化名人的印记使这个岛屿散发着斑斓的梦想，流淌着心灵的琴声。这里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碰撞的前沿，是以闽南文化传统为底色对风云变幻时代多元文化的大胆容纳。

鼓浪屿，本应让人们在海风和涛声的交织中，去领略那自然与人文的神韵。然而当你伫立于此，心灵的恬静却会不断被摩肩接踵的人群和此起彼伏的商业吆喝声所打断。就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记者还听到了当地诸多原住民不约而同的抱怨：鼓浪屿已经不再是昔日的鼓浪屿。全民旅游的时代，使得这里已经不堪重负。

海上花园的斑驳伤痕

位于鹿礁路1号的博爱医院，曾经是日本人在厦门开办的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医院。典型的日式风格建筑，至今仍保存完好。但今天的博爱医院，却是“鹤立鸡群”地坐落于众多不协调搭建物之中。

8月2日，记者来到人们常提起的林巧稚故居前。在这栋拥有100多年历史、被网民们爱称为“小白宫”的建筑门前竟有3个煎烤摊。而院子本身如今竟是数十名环卫工人休息的居所，窗户用木板纵横交错地钉上，五颜六色的旧衣物随风飘摇，后院里更是径直堆放着各样的垃圾。

随处可寻的家庭旅馆，把许多老建筑的模样和结构已然改建得面目全非。本已狭窄的街道两旁，餐饮、干果、工艺品店摊位林立，散乱地延伸到街面上……

熙熙攘攘的人群，依然有增无减。记者乘坐的渡轮分上下两层，却是人满为患，船体稍有颠簸，人群便拥塞不通。无论最后是满足还是失望，人们都会慕名而来。

这些年，鼓浪屿把美丽分享给世人的同时自身也元气大伤。曾经在鼓浪屿生活了数十年的厦门文史学者何丙仲慨叹道：“太多老朋友不堪嚣扰，都搬走了，岛上已经没有人可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一起聊天、喝茶，谈天论地，消磨时光了。”

何丙仲表达的不单是个人的感受。数据显示，1940年，岛上有4万华人。但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是：户籍居民6800人，空挂户7100人。而这6800位原住民依然在流失。原住民是鼓浪屿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的主要承担者、维护者和创造者，原住民的大量流失，使得鼓浪屿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文化的根与魂。

忧愁何来？

事实上，居民的大量外迁不单是受商业侵蚀所致。早在1941年日本人控制鼓浪屿的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于此岛居住的华侨们就曾两次携资金和人才离岛。在“上山下乡”初期，岛上居民达3万多，超3000名文化青年受时代氛围的感染离岛下乡，返回者极少。改革开放后，厦门出现单位建房，部分岛上居民出于摆脱卫生设施缺失之苦陆续迁离。

但何丙仲认为，导致人员外迁的根本因素是政策变化。改革开放后，厦门市因旅游区定位所致而出台了两个关键政策：一是外迁鼓浪屿岛上的工厂；二是1993年初出台《厦门市城市人口管理暂行规定》，按“只准出、不准进”原则严控鼓浪屿人口。

从1994年起至2000年，厦门市斥资5亿元，将岛上造船厂（鼓浪屿车间）、灯泡厂、玻璃厂和三塑厂陆续搬迁。随着就医人数锐减，1997年，厦门第二医院部分搬迁至岛外。同一时间，岛上的厦门二中高中部于2008年8月迁出，带走近1500名学生。2009年以来，岛上的厦门演艺职业学院、中央音乐学院鼓浪屿分校、厦门工艺美院陆续迁离。学校和医院的搬迁，被何丙仲等专家称为“釜底抽薪”，使得原住民不得不陆续迁离。

厦门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郑启五表示，工厂外迁几年后，给鼓浪屿带来相当大的伤害。鼓浪屿人口出生率为厦门各区最低，最早出现人口零增长。

与搬迁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汹涌而来的旅游潮。据鼓浪屿管委会工作人员测算，鼓浪屿总面积1.88平方公里，可供游客游览的空间只有0.6平方公里，能够容纳2万人较为舒适的感受和游走。但事实上在节假日旅游高峰期，岛上游客经常超过10万人次，最多的一天曾达到过12.38万人次。旅游潮的到来导致外来务工人员迅速增加至7300人，已超过岛上的户籍居民。

大量游客的到来为小岛提供了空前的商机。2006年4月，为了弥补鼓浪屿宾馆的有限容量，为更多游客提供过夜消费的可能，厦门市决定加快岛上的家庭旅馆建设。随后，德国领事馆首当其冲被改造为家庭旅馆，岛上的152栋老别墅紧随其后。时光流转，岛上的家庭旅馆从2008年的10多家迅速膨胀到了目前的400多家。起初，家庭旅馆被认为是充分利用闲置住房产生经济效益。事实上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在改建浪潮中有1/3的原生态建筑都因“不规范、欠缺条件”的改造而惨遭破坏。部分没有取得合法经营权的私人旅馆甚至将老建筑的色调从“红砖、灰墙”改变为“红黄、翠绿”，老建筑的历史风韵已然难觅踪影。

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将鼓浪屿当做养家糊口的经济支柱所在，他们为了讨生活，很难去长远地考虑鼓浪屿需要维护什么，发展什么。倒是务工人员和景区管理方不断的摩擦和冲突这几年时不时地会引起外界关注，甚至争议。

在景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曹放看来，鼓浪屿景区管理和社区管理的二元体制，是导致诸多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2005年1月31日，厦门市政府出台了《厦门市鼓浪屿风景名胜区管理办法》，其中规定：设在鼓浪屿风景名胜区内的所有单位，除了各自业务受上级主管部门领导外，都必须服从管理机构的统一规划管理。而鼓浪屿居民社区的建设管理，却是隶属思明区政府的派出机构鼓浪屿街道办。

申遗，缓慢的脚步

“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是为了吸引游客而申遗，而鼓浪屿申遗的目的是通过借鉴国际先进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理念，更好地传承其文化内涵。” 曹放说。

2008年，鼓浪屿正式启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4年多来，在国家文物局，福建省委、省政府、厦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及省文物主管部门的直接指导下，鼓浪屿的申遗工作扎实推进，并已成功入选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然而，从2008年到今天，鼓浪屿申遗的脚步和她的知名度相比依然显得迟滞和缓慢。在曹放看来，如果不破解现存的主要矛盾，即便是申遗成功，鼓浪屿仍要面临保护困境。“鼓浪屿要保持和发扬自身优势和特色，急需解决3个矛盾，即文化保护与旅游需求的矛盾、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及旅游景区与社区的矛盾。”曹放说。

作为名胜古迹，鼓浪屿自然属于全民的公共文化资源，但这座小岛所能承载的物理容量着实有限。据管理方科学估算，每年接待游客400万人次，是最佳的承载量，事实上，去年的实际数量是1136.66万人次，几近3倍。2008年，福州到厦门之间动车的开通带来了客流量的猛增。有关专家普遍认为，今年底深圳到厦门的动车即将开通，游客量必将再度攀升。目前，鼓浪屿通过开通市民专用通道、前移厦鼓轮渡售票窗口、启用鼓浪屿内厝澳码头、扩建鼓浪屿轮渡码头和三丘田码头、建设完善的预警应急系统等措施，改善疏运设施，有效地缓解了游客压力。但形势依然严峻。

文化遗产保护是景区长远发展的基础，然而商业化的开发和利用，一时却也难以终结。如何在这种背景下，确保文化遗产的安全和自然人文环境完整？目前，鼓浪屿为准备申遗，强化了一系列的综合整治行动，其中涉及鼓浪别墅码头等10多个必须拆除的建筑物与构筑物，600多个占道经营摊点，200多个无证导游，188个无证家庭旅馆和餐馆，140余个公房转租或公有住房改个人商业用房。

景区与社区的矛盾，是一个更加复杂的，涉及文化发展、市场繁荣和民生保障的复合性问题。目前从管理体制上，鼓浪屿正在提请市委、市政府按照国家相关条例规定和现实要求，研究建立统一领导的管理体制。但当地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即使上级部门全力推动这一体制的建立，恐怕很难在短期收到明显效果。

近年来，在社会各界的帮扶和推动下，鼓浪屿正在从更宽广的视野与更全方位的视角来认识其自身的申遗行为。这一切正如曹放所言：“当前，我们已经明确了53个申遗核心要素点，被评定为历史风貌建筑的老房子达391幢。具有保护价值的老街老巷作为鼓浪屿文化遗产的展示窗口必须做到‘应保尽保’，现有路网结构也不能轻易改变，它们承载着鼓浪屿的生命信息和遗传密码。对鼓浪屿申遗而言，最难的工程其实是鼓浪屿文化气质的恢复，而这也是鼓浪屿向世界文化遗产迈进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 (中国文化报  记者程竹 杨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