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新鼓浪屿人？！

鼓浪语

老马，龙海人，和他的母亲、妻子、儿子一家三代四口人已经在鼓浪屿住了十几年，他们的住所，是租来的两间小平房，位于海坛路，一到下雨天就到处漏雨。老马和母亲是流动小贩，以卖鼓浪屿特色纪念品为生，妻子则在岛上一家咖啡旅馆做帮厨，儿子小马几年前以交赞助费的形式在厦门上了一所重点中学，2012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同济大学建筑系。儿子是老马最大的希望与骄傲，他说：“去年陪儿子到大学报到，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坐飞机。”老马和母亲在鼓浪屿谋生，单单一个黄金周，至少能赚几千块。“钱挺好赚的，所以累点无所谓，只要将来儿子有出息了，我这辈子也就完成任务了。”老马告诉笔者，他现在的心愿是在鼓浪屿继续赚钱到儿子成家孙子出世，到时，他就和妻子一起给儿子当保姆。“当然，如果儿子将来有出息，能在鼓浪屿置办一处房子，那就太好了，我们可以在这里长住下来。”老马憧憬着他的未来。
　　小江，安徽人，90后小伙子，三年前没考上大学，跟着表姐从老家来到鼓浪屿。“我在鼓浪屿干的活多了，你们所说的野导、野照、烧烤摊，我都干过，所以跟城管我很熟。”小江不无调侃地说。小江说他来鼓浪屿就是赚钱来的，什么好赚就干什么，没打算长期呆在这里，“在这里老是受歧视，好像我们低人一等似的，其实那些本地人，有几个赚钱有我们多呢？”小江并不谦虚，有着年轻人特有的张狂，而在张狂的背后，显然有着身份认同上的焦虑感。“我准备在鼓浪屿呆到30岁，赚到50万，这是我的梦想，梦想会照进现实的。”小江说。
　　王燕，安徽人，就是她把表弟小江带到了鼓浪屿。和小江什么好赚就干什么不一样，王燕一直做着野导。“做导游比较自由，就是带客人逛鼓浪屿，逛完了，导游费和购物回扣到手了，就没什么事了，不用收摊不用躲城管。”王燕和老公是同乡，在鼓浪屿相识并恋爱结婚，现在他们的儿子已经5岁了，正在日光幼儿园上中班，“我每天都得接送他，还教他唱《鼓浪屿之波》，等读大班时，我准备让他学弹钢琴，接接这里的地气。”王燕有个心愿，她希望能在鼓浪屿把家安下来，“可这里的房子哪里买得起，所以，走一步看一步喽。”
　　老王，河南人，和妻子一起在鼓浪屿，一双儿女留在老家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老王干的是板车工，纯体力活，妻子则在一家家庭旅馆当清洁工。“埋头拉车，抬头数钱，这就是我的生活。”老王的普通话带着一口浓浓的中原腔。“干这个活，费体力，但简单，所以我乐意干，主要是赚钱也说得过去。”老王说他铁定是要回去的，还是自己的家好，鼓浪屿只是他打工赚钱的地方。

　　
　　不论是老马、小江、王燕还是老王，他们都不是户籍意义上的鼓浪屿人，但他们都生活在鼓浪屿。他们从安徽、河南以及临近的闽南一带，奔鼓浪屿而来，奔鼓屿因旅游开发形成的钱潮而来。
　　有一个比较老的数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鼓浪屿上常住户籍居民6800人，空挂户7100人，外来人口7300人。也就是说，对于现在的鼓浪屿而言，外来人口与常住户籍居民的比例已经超过了1：1。
　　一方面是政府的官方行为导致户籍意义上的鼓浪屿人持续搬出鼓浪屿，另一方面，则是人口的自然流动让外地人不断涌入鼓浪屿，这一出一进之间，你可以说鼓浪屿的人口数量保持了相对的平衡，但不可否认的是，人口的质量出现了急剧的下滑，搬出去的是贴着鼓浪屿优雅标签的原住民，涌进来的是文化素质和修养相对低下的外地人。
　　现在的鼓浪屿人气很旺，这样的旺，是谁在维持？除了游客，就是在岛上长住的这些素质低下的外地人。这样的人气旺，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鼓浪屿的人文气息几乎消失殆尽。当然，人们也必须明白，鼓浪屿人文气息的消失，与岛上这些外地人无关。往大了说，人文气息的消失是全国性的问题；往小了说，是鼓浪屿被过度开发造成的恶果。
　　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声音在讨论或感慨鼓浪屿这些年来遭受的破坏，这自然是对的，不管观点对错，都应该被鼓励并吸纳更多的人参与。对家园的热爱，对文化传承的忧虑，对人文底蕴丧失的痛心……种种的讨论与感慨，无不彰示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当反思与检醒成为我们思考的习惯，或许才能说，我们是一个开始懂得敬畏的民族。
　　是的，对鼓浪屿的讨论还在继续，鼓浪屿的旅游与申遗也同样正在继续前行，2012年，鼓浪屿的旅游接待人数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也就在这一年，鼓浪屿正式进入国家申遗预备名录。
　　进入2013年，鼓浪屿申遗进入了关键阶段，各种整治已经在大张旗鼓地展开。“人人争当申遗标兵”这句具有中国特色的口号被时常在鼓浪屿的电子屏幕上滚动播出，当申遗以一种中国特色的动员进行时，所有人都必须为申遗作出贡献乃至牺牲，这在近期的媒体报道中已多次体现，这当然无可厚非，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应该受到肯定的，因为假使通过申遗，鼓浪屿的人文得以恢复并传续，鼓浪屿也因此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这岂非所有为其作出贡献乃至牺牲的人共有的荣光？
　　然而，一个似乎没被重视过的问题是，以老马、小江、王燕以及老王为代表的这些已经长期生活在鼓浪屿的外地人，他们没被包括在应该为申遗（包括之前鼓浪屿进行的种种所谓“某某之岛”的建设）做贡献的范围内，相反，他们始终是被整治的对象，因为他们被看作是鼓浪屿的破坏者——或许可以说，他们配合被整治，就是做贡献。
　　“我们不是本地人，又没文化，政府当然巴不得把我们赶出去。”这是刚把儿子培养进同济大学建筑系的老马在面对笔者向他发出“如何看待城管对他们的整治时”作出的回答。
　　笔者不是在为老马他们叫屈，流动摊贩以及野导、野照等对鼓浪屿旅游环境的破坏当然必须得到扼制乃至根除。只是，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治理，往往是只堵不疏，更何况还有选择性执法等现象的存在，造成的后果是摊贩们与城管的越加对立。
　　2013年3月10日，一段《鼓浪屿城管又打人》的视频在网上流传，事后的调查显示，是摊贩首先打了城管，城管队员才出手打了人，换句话说，城管是被迫还手。事后，有很多人在微博等网络媒体为城管抱不平。确实，摊贩对鼓浪屿造成的破坏早已不是新闻，这一问题已成为鼓浪屿治理中的顽疾。然而，不管摊贩们是如何让人反感，作为执法者的城管，出手打人显然是不对的。事实上，当人们在批评这些摊贩的违法行为以及城管在执法中的弱势时，政府是否应该在整治上出台一些更高明的办法？比如，是否可以组织他们成立自律协会等。当然，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
　　正如老马所言，他们总是被排除在鼓浪屿之外，即使像他这样一家三代人已经在鼓浪屿安家扎寨了十几年，因为他们没有鼓浪屿户口。“我不是鼓浪屿人，可是我儿子每次人家问他家在哪里，他都说我家在鼓浪屿，听得我不好意思。”老马自我解嘲地说。
　　而年轻的90后小江说得更直接：“没把我们当本地人，我们怎么当主人？”小江之所以这样说，是在笔者问他“为什么每次都要跟城管起冲突，为什么不能把自己当主人一样爱护鼓浪屿？”时脱口而出的回答。
　　把外地人当本地人，显然这在中国这样一个乡土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度，很难让人接受，更何况，还有户籍制度的槛高高地挡在那里。
　　但千万别笑话小江希望被当成本地人的想法。相反，当面对这样的诉求时，我们应该十分严肃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他们，真的不能首先从情感上被当成本地人吗？说他们是新鼓浪屿人，可以吗？
　　假如再过10年，鼓浪屿还有多少原住民？新的原住民又是谁？
　　对于鼓浪屿这座小岛的居民们来说，只要往前刨三代，至少一大半的人，他们的祖籍地都不在鼓浪屿，换句话说，鼓浪屿本身就是一座移民岛。别忘了，当年的郑成功不是本地人，黄奕住不是，林语堂、林尔嘉、何碧辉包括舒婷都不是，但鼓浪屿的辉煌，是他们书写的！
　　那么，有什么理由去鄙视这些新的外来者？他们对鼓浪屿的破坏首先是政府的决策出了问题；他们的素质低首先是整个国家的国民素质都没高到哪里去。但是，只能当流动摊贩的老马，他的儿子在鼓浪屿长大，并走向知名高等学府同济大学，那么，谁能说老马的儿子未来不可能成为一位从鼓浪屿走出的著名建筑大师呢？
　　还有，那些已经搬离鼓浪屿（不管被动还是主动）的所谓原住民，他们有什么资格去对已经被自己抛弃的鼓浪屿做庸人自扰的说三道四呢？
　　是的，当新的外来者踏进这座小岛——不管他们有无主动意识想成为这里的居民——他们已经习惯了休养生息在这片土地上，为什么不能首先从情感上认同他们为本地人呢？很多时候，情感上的认同往往比法律上的认可更具有人性的光芒。
　　相信鼓浪屿终究会申遗成功。然而，如果仅仅是申遗成功，以老马、小江、王燕和老王为代表的外地人，他们依然被隔离于鼓浪屿之外，他们依然是被整治的对象，鼓浪屿管理者与这些外地人，以及真正的本地居民依旧没有形成融洽的关系。那么，申遗的成功，恐怕只是让鼓浪屿多了一块比5A景区更大的牌子，让每年上岛人数不断刷出新高，同时又有更多的老马不断涌上鼓浪屿赚游客的钱，如此，又有多少人文的意义和普世的价值呢？
　　老马、小江、王燕以及老王他们还在鼓浪屿生息着，奔波着。也许，他们真的只是奔鼓浪屿的钱潮而来，他们终有一天会离鼓浪屿而去，因为这里不是他们的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希望成为鼓浪屿人的想法，甚至他们的脑海中根本就没有这种概念。而事实上，鼓浪屿的管理者们，他们当中又有谁思考过把老马他们从情感上当成新鼓浪屿人来管理呢？他们的脑海中，恐怕也还没有这种概念吧。
　　那么，如果真有老马他们首先从情感上被当作新鼓浪屿人的一天，那一定不是老马他们争来的，也一定不是管理者施舍的。
　　而是，人被尊重了！我们的国家，进入公民社会了。
　　到那一天，鼓浪屿一定比殖民地时期的辉煌更具有人性的魅力，也更有尊严。不论是老鼓浪屿人和新鼓浪屿人，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