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郁约翰创办救世医院妇女医院。该医院因为得到荷兰女皇Wilhemina的资助而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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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郁约翰创办救世医院妇女医院。该医院因为得到荷兰女皇Wilhemina的资助而命名为威赫敏娜医院（Wilhemina Hospital）。值此，医院全称为救世男女医院（Hope & Wilhemina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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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一个叫郁约翰的美籍荷兰人死于鼓浪屿。他因救治病人感染鼠疫而死，也可以说他因鼓浪屿人和厦门人而死。

一百年后的今天，在郁约翰逝世的一百周年，我们缅怀他，不仅因为他作为一个外国人，却为鼓浪屿人和厦门人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更因为他是近代厦门乃至闽南第一所西医医院救世医院（Hope Hospital）和妇女医院威赫敏娜医院（Wilhelmina Hospital）的创办者；第一所近代西医医学专科学校和护士专科学校的奠基者。他培养了黄大辟、陈天恩、陈伍爵、林安邦等厦门第一批西医人才。在他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下，鼓浪屿医学人才辈出。中国妇产科泰斗林巧稚、何碧辉、病毒学家黄祯祥、厦门第二医院院长（前身即鼓浪屿救世医院）黄祯德等后来的医学精英莫不渊源于此。

济世救人，大爱无私，是郁约翰传之后世的精神印象。饮水思源，追慕先贤，是中国人承之先祖的传统美德。值此郁约翰逝世一百周年之际，在鼓浪屿和厦门这片土地上，我们没有理由不想起这位为这片土地和人民献出自己生命的外国人。

那么，让我们从头说起，郁约翰的来踪去迹与生平点滴。而张晓良先生和“鼓浪语”文化社群所提供的有关郁约翰的翔实丰富的资料，让我们有可能在文字与图片中还原一个真实的郁约翰。笔者尝试翻译了其中美国历史学者Tom Dakker写于1974年的郁约翰传记《一个伟大的凡人》（《A BIG，LITTLE MAN》）。此传记是在目前所知道郁约翰的四种传记的基础上提炼而成，因此，全面性和真实性都比较可靠。

一、一只来自中国厦门的“手工提蓝”

1861年8月11日，郁约翰（Johannes Abraham Otte）生于荷兰泽兰省Vlissengen村或者Flushing村。这个初生的婴儿怎么也不会想到以后他的生命会和一个叫厦门的，远在万里的中国海滨城市紧相关联。实际上，厦门，在某种意义上，将成为他心灵的家园和生命的归宿。

也许这一切真的早已命中注定。作为一个重新组合的基督教家庭，郁约翰的父亲与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如果说父亲的宗教信仰来自祖先的血脉相承，那么母亲Adriana Beehaker的皈依来自于艰辛生活的磨砺。很小的时候，Adriana的母亲就去世了，留下她与在远洋航船上当船长的父亲相依为命。有趣的是，这个出生于荷兰Middleburg的纯巴达维亚（Batavian）血统的小女孩，收到的最珍爱的礼物，却是她的父亲从中国厦门带给她的一只手工小提蓝。那时，Adriana怎么会想到多年以后，她最珍爱的唯一的儿子郁约翰会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这个叫厦门的城市呢？

郁约翰的父母的结合是在二者都丧偶之后。郁约翰是这次辛苦而又幸福的婚姻的产物。虽然在此之前，他有三个异母兄弟，但最后只有他承载了父母的期望与梦想，成为他们的骄傲与自豪。

与当时大多数荷兰人一样，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生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对他们有强烈的吸引力。为了信仰的自由和新鲜的生活，1867年2月22日，郁约翰随父母迁居美国，定居密执安大激流市（Grand Rapids），从此成为美籍荷兰人。郁约翰的父亲在荷兰时是一个面包师。他很快发现，在美国面包师并不是一个可以赚钱的活儿。当了一段时间的养路工后，他成了一个裁缝。郁约翰的母亲在一家糖果店里帮忙。虽然郁约翰的童年并没有可以炫耀的物质享受，但中低阶层的生活依然幸福安定。

二、两枚来自孤儿院的半个荷兰便士

郁约翰的三个异母兄弟一个死于去美国的艰苦航行，另两个一到美国就各奔前程。郁约翰父母本已为此黯然神伤。而他们五岁的漂亮女儿死于一个恶劣的秋天，更是使他们雪上加霜。接踵而至的苦难几乎使郁约翰的母亲精神崩溃。如今郁约翰成了父母唯一的儿子。她意识到她再也不能这样盲目生活下去。所有的希望无可选择地寄于唯一的儿子郁约翰身上。她最大的“野心”就是希望他成为一名海外传教士，给同样盲目的心灵送去上帝的慰籍。

可是，郁约翰却有自己的想法。16岁的郁约翰回到荷兰，就学于霍普预科学校（Hope’s prep school）。之后，他进入了霍普大学（Hope College）。郁约翰喜欢科学，而不是作为海外传教士必修的神学和古代语言学。尽管郁约翰为有负于母亲的期望而深感痛苦，但他还是于1883年春天以科学专业毕业。同年秋天，郁约翰进入密西根大学学习医学。看来，郁约翰离他母亲的期望越来越远了。

这一难题终于有一个完满的解决方式。一个叫Moerdyk的博士得知这一情况，就建议他说何不考虑成为一个医疗传教士呢？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什么叫医疗传教士，但郁约翰很喜欢这个主意。这样既满足了郁约翰的学科兴趣，又不辜负他母亲的宗教期望，可谓两全其美。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远涉重洋，不远万里，到一个遥远的国度传教谈何容易。虽然郁约翰为医疗传教这个新使命而激动不已，但付诸实施却大费周折。首先经费就是个大问题。1886年春天，郁约翰以医学博士毕业于密西根大学，准备远航厦门。当他作为医疗传教士出现在纽约市归正教堂委员会（R.C.A. ）面前的时候，他们显得非常吃惊，对他说我们没有资金给你也不可能提供建立一个医院的经费。巨大的失望并没有使郁约翰放弃目标。在他父亲的朋友，荷兰Netherlands 的Neerbosh孤儿院院长Van’t Lindenhout先生的力促下，郁约翰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和乌得勒支大学（Universities of Amsterdam and Utrecht）进行博士后医学研究。虽然郁约翰在医学方面已造诣颇深，但他依然缺少资金，直到在Van’t Lindenhout先生的极力鼓动下，郁约翰鼓足勇气给孤儿院的小朋友发表了一次演讲。当郁约翰用并不美妙的嗓音结束演讲时，一个小姑娘走到他面前，双手握着两枚半个荷兰便士，对他说：“给那些生病的中国小孩！”而这两枚半个荷兰便士是小姑娘生日前一天她叔叔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正是这次演讲使郁约翰下定决心，义无反顾。

1888年1月13日，星期五，郁约翰及妻子Frances Phelps Otte远度重洋到达厦门。从此与厦门，这个他母亲童年最珍爱的礼物“小提蓝”的生产地，不离不弃，生死相契。

三、从小溪到鼓浪屿

虽然郁约翰因他在厦门的工作业绩而为人所知，但他最初八年却是在平和小溪度过的。在这儿，郁约翰花了一年时间建了一座房子和一所医院，同时学习闽南语。1889年3月29日，以荷兰Neerbosh孤儿院命名的尼尔保赤医院（Neerbosch Hospital）开门接诊。第一天就有200百多病人就诊。郁约翰的工作应该做得相当不错，因为他很快获得小溪人的尊重，不断获得来自故乡Netherlands的朋友的资金和设备的捐赠。

6年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之后， 1895年2月23日，郁约翰一家六口启程离开小溪回美国述职及休假。来时，只有郁约翰与妻子两人，而这时，他们已是四个孩子的父母。那天一大早，平和小溪的码头，站满了送行的朋友，两支中国乐队演奏送别的曲子。郁约翰知道，他再也离不开这片土地。

1897年秋，郁约翰带着休假期间募捐到的近万美元，回到厦门 。期间（1896年7月7日）他已被密西根长老会按立为牧师。

回到厦门的郁约翰开始了他的宏大计划——在鼓浪屿建立一所规模较大，体制正规的“救世医院”（Hope Hospital）。这一计划一开始并没有得到鼓浪屿居民的支持。尤其是外国人，担心病人会把疾病带到他们专属的国际社区而极力反对郁约翰在鼓浪屿建医院。他们通过各种途径闹到北京和华盛顿，但郁约翰不为所动。他许诺医院为外国人和中国富豪提供专门房间而平息了众怒。郁约翰当时在鼓浪屿建救世医院其困难重重可想而知。

但是，无论如何，1898年4月，在鼓浪屿的河仔下，救世医院终于落成。 “救世医院是一座坚固的两层楼砖结构建筑，濒水而立，海水高潮时三面临水。内设有教堂、食堂、厨房、两间仆人房、办公室、药房、透视室、四间学生房、七间病房，共有四十五张病床。”看到救世医院从无到有一应俱全，郁约翰的喜悦之情跃然笔下。

1905年，郁约翰创办救世医院妇女医院。该医院因为得到荷兰女皇Wilhemina的资助而命名为威赫敏娜医院（Wilhemina Hospital）。值此，医院全称为救世男女医院（Hope & Wilhemina Hospital）.

门诊病人只须付3分钱买一支标有号码的竹卡，就可以获得免费诊治，并且可以重复使用。住院病人只须付5分钱的餐费，就可在救世医院得到免费治疗；他们睡在医院提供的有席子和木竹枕头的木板床上。也有床垫提供给他们，可他们一般都不用。主要的疾病是慢性病、肿瘤、失明和那些自认为魔鬼附体的来自农村地区的人。郁约翰的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医院里。

郁约翰认为学生可以用自己所学为自己的人民服务。为此，他致力于本地医学人才的培养。还在小溪的时候，郁约翰就招收陈天恩、林安邦、黄大辟、陈伍爵等五人为医学生。1900年至1932年，救世医院附设医学专科学校，学制五年。郁约翰在世时，每周花九个小时给学生上课。学生大部分来源于寻源中学。学习科目有物理、化学、胚胎学、组织学、生理学、解剖学、内科、外科、眼科、妇产科、小儿科、皮肤科、检验科等。学习方法是上午学生到各科见习，下午上课。1900年至1932年，医学专科学校共培养六届毕业生共40人。虽然要通过郁约翰的医学考试很难，但报名求学的人总是络绎不绝。学生是郁约翰的快乐与骄傲，他狠不得给他们最好的培训，以使他们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人民。郁约翰对学生影响巨大，以至有学生宁可在医院拿15美金的月薪而拒绝1000美元年薪的工作。

因为中国的妇女不肯让男医生看病，更不愿意让男医生接生，郁约翰为此创办了一个“护士之家”，目的是培训本地护士，特别是助产士，以减轻护士短缺的压力。中国女性一旦克服了最初的恐惧，这一招被证明非常有效。1926年，郁约翰逝世16年后，救世医院开设闽南地区首家护士专科学校，即发源于此。

在郁约翰服务厦门的15年中，共诊治住院病人16000人，门诊病人125000人，做了7000例以上的手术。另据何丙仲翻译的美国牧师A.L.Warnshuis, M.A.《郁约翰生平述略》（A BRIEF SKETCH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DR .JOHN A. OTTE，1911）显示，救世医院开办的12年（1898-1910）中，共收治17000多名住院病人，135000多名门诊病人，做了7500多例手术。潘维廉教授在他的《魅力鼓浪屿》中说，1900年，郁约翰两座医院（男女医院）共接待病人10200名，治疗1206名住院者，施行631例手术，拔牙155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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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鼓浪屿的“乌珠埭”

不必再例举统计数据。实际上，郁约翰的慈悲与博爱，真诚与谦卑，简单与朴素，丰富与智慧，又岂是几组远隔百年的干燥数据可以衡量可以概括可以评价的？

郁约翰慈悲而博爱。他怀着一颗救恕之心而来，为寻找希望的灵魂带来安慰，而并不只是治愈他们的身体。一个得了麻风病的美丽的女子，在她的父亲的带领下来到郁约翰面前，郁约翰实在没有勇气告诉她无法医治。一个一支腿几乎已经腐烂的人，从偏远山村用手和膝盖爬过粗砺的山路，赶到鼓浪屿救世医院，郁约翰为他做了切肢手术，保住了他的性命。一个失明的小孤儿，因为生活不能自理，被叔叔赶出家门。他在路边乞讨时听说鼓浪屿有家救世医院。追求光明的强烈愿望使不顾一切地在崎岖而狭窄的小路上摸索，4次跋涉过深及脐部的溪流，不远不近走了14里路。在河边，他大声喊道：“我要到救世医院，帮我过河吧！”好心人背他过了河，又有人替他付了轮渡公司的过渡费。终于，小孤儿转动着失明人的眼睛，大摇大摆地站在郁约翰面前，说：“我是瞎子，你能治好我的病吗？”看着眼前的孤儿，不知郁约翰是否想起多年前那个捐给他两枚半个荷兰便士的小女孩。郁约翰一分钟也不耽搁耽地为小孤儿做了眼科手术。重见光明的小孤儿一定很开心自己能看得回家的路。

这些，就是郁约翰每天所要面对的。正如郁约翰自己所记录的那样：“各阶层的人都来，富人，乞丐，清高的学者，官吏大员，还有目不识丁的、处于社会底层的苦力工……”济世救人，一视同仁，没有一颗慈悲博爱的心，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郁约翰真诚而谦卑。即使是一个乞丐，他也会跪下来，为他的康复祷告。任何一个帮助过他的人，无论富贵与贫贱，他都同样珍惜。他经常亲自写信感谢那些对医院有贡献的人，向他们报告他的工作情况和致以谢意。他时常到利用春节的假期到病人家家访。穿过阴暗潮湿狭窄的走廊，走进同样阴暗狭小的房间里，他看到几个躺在床铺上吸鸦片的病人。他们无助的表情与麻木的眼神深深地刺痛着郁约翰的心。他没有止于怜悯与悲叹，而是利用自已在教会中的一席之地，发起清除鸦片、吗啡和禁种罂粟运动。一名当地的官员提供了一处鸦片戒毒所。1891年7月到1892年7月，郁约翰成功治疗66名瘾君子。许多戒毒成功的人还带着毒友回来接受戒毒治疗。

郁约翰丰富而智慧。很少有人象他一样，在几个领域内游刃有余。他首先是个医学博士和传教士，他还是一个杰出建筑师和木匠。他在密西根大学期间利用暑假所学到的木工和建筑技术到了厦门有了用武之地。因为找不到能干的本地木匠，郁约翰干脆自己动手做家具。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郁约翰亲自为救世医院盖屋顶。他是平和小溪医院和鼓浪屿救世男女医院和设计者和建造者。他的建筑设计远不止于鼓浪屿，在漳州、泉州、龙岩一带，都留下了他设计教堂和别墅。而鼓浪屿的八卦楼和厦门的同文书院更是使他声名远播。所得收入，悉数用于医院的建设和运行费用。不仅于此，他还自己动手为救世医院设计了一台风力洗涤器。郁约翰去世前，还为救世医院在邻近的山岗上建造了一个混凝土的贮水池，与之相配的，还有新机器、新水泵、新凿的井，为大量用的救世医院提供了纯净水。据说郁约翰在摄影方面造诣颇高，为百年前的鼓浪屿和厦门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图景。

郁约翰简单而朴素。他专注于他的工作，而不及其余。虽然他也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但他不愿意介入任何政治与经济的纠纷，除非与他的医疗传教工作有关。他出任卫生监督员，为的是有效地提高鼓浪屿的公共卫生水平，并且成绩显著。他尊重中国人。象大多数中国人那样，郁约翰出门靠步行；而不象教会中大多数人那出门坐轿子。每当有人赞扬他时，郁约翰总是感到羞涩和窘迫。

他与鼓浪屿人结下深厚的友谊。实际上，他与这片土地与居民已融为一体。1907年2月的一天，郁约翰在清洗医用毯子时，风力洗涤器发生故障。郁约翰抢修时差点切断了大姆指。一个有钱人知道此事后，承诺要承担救世医院一年的费用。而穷人则非常乐意为医院付出时间和体力，去干一些重体力活。另一次，一个郁约翰曾经的病人经过他的房子时，发现房子着了火。他毫不犹豫地冲进房间把火光熊熊的煤油炉子从窗口扔出去，赤手空拳地救出郁约翰一个孩子的生命。

郁约翰1908年6月出发回美国开始他最后一次休假，他的学生为了略表感激之情，送给他330美金。其中210元是一个学生的金表、银子、黄金、珍珠、翡翠。而价值500美元的丝绸是他们聊表心意的礼物，事实表明，郁约翰已成为中国人的一分子，而这些人是就象他的家人一样亲切和亲密。他不愿意人们叫他郁约翰牧师，而宁可简单地叫他郁约翰或“乌珠埭”。“乌珠埭”是郁约翰给自己取的中文名字。在鼓浪屿人中，“乌珠埭”却成了郁约翰的爱称与敬称。

正如Tom Dekker在郁约翰的传记《A BIG LITTLE MEN》中说： “即使不服务于教会，我想郁约翰还会愿意留在中国生活。”他被上帝召唤而来，而这里也是他最后的归宿。

五、并非完美的人

关于郁约翰，尽管留下了很多照片和资料。但要还原一个真实的郁约翰并非易事。他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虽然照片中的郁约翰目光坚定，表情坚毅，但他绝非一个伟岸的人。Tom Dekker说他身材矮小，因为小时候连续遭受三次疾病的袭击而伤了嗓子，所以郁约翰并没有悦耳的嗓音。郁约翰的脾气据说有点暴躁。这可能与他长期与家庭分离有关。妻子和孩子都不在身边，每天面对的除了病人就是疾病。虽然郁约乐此不疲矢志不渝，但他不是神，而是人。教徒的克制与凡人的欲望使他身负沉重的十字架，情绪有时候失控是在所难免的。

六、不能忘却的纪念

1910年4月6日，郁约翰被请去为一个厦门的病人看病。他立即确诊病人患了可怕的瘟疫——鼠疫。虽然他采取了正确的措施，但他自己却不幸感染。之后几天，他依然坚持到救世医院上班。4月11日傍晚，他满身疲惫地回到家里，发冷发热。4月12日，他浑身疼痛。4月13日，他终于承认自己生病了。4月14日，鼠疫病状已明白无误。可是免疫血清没有了。郁约翰没有放弃求生的希望，他全力与医生配合，尝试各种治疗方法。但一切都无济于事了。4月14日晚9：30，郁约翰在鼓浪屿停止了呼吸。

临终前，他没有一声抱怨，只担心不要再让别的人感染。他最后的遗言是用闽南话说的。对于远在美国独立持家的妻子Frances和孩子们的担忧，对于救世医院的未来发展的关怀，是郁约翰最后的人间牵挂。

按照郁约翰的遗愿，4月15日凌晨1：00，他被葬于鼓浪屿传教士墓地。1910年4月15日，星期五，下午6时，郁约翰的葬礼在鼓浪屿的伦敦公会教堂举行。将近1000鼓浪屿人和厦门人及外国人参加了葬礼。

在救世医院的两座医疗大楼之间，一座郁约翰的纪念碑贮立在行政楼前。这是他的中国学生为了纪念他们的恩师而捐赠的。纪念碑四面分别用中文、英文、荷兰文和拉丁文书写生平与功绩。医院的入口处，还有一块学生们捐献的纪念牌，分别用中文与英文记录郁约翰艰辛创业与卓越成就。

现在，鼓浪屿成了郁约翰永久的故乡。他长眠于此，当无怨无悔！

百年之后，我们纪念郁约翰，是因为他是一个博爱慈悲的人，是一个大爱无私的人，是一个真诚谦卑的人。这种爱超越宗教和国界，超越地域与种族，虽千万年不朽，虽几万里不远。切近而温暖，就象在我们身边。